170多年前，荷兰眼科医生van Dooremaal[1]将鼠的皮肤移植于狗的眼前房中，发现能长期存活，这便是最早观察到的免疫赦免。20世纪40年代，Medawar发现种植于眼前房的移植物可以存活较长的时间，将此现象称为“免疫赦免”，并推断眼内缺乏淋巴系统导致了抗原的隔离，类似于“免疫忽视”的作用[2]。20世纪70年代早期，Kaplan和Streilein观察发现，将同种异体的淋巴细胞注入大鼠眼前房后出现了一种非经典的免疫反应，否定了早期Medawar将“免疫忽视”作为免疫赦免基础的假说，认为免疫赦免起因于主动的免疫调控，而非被动的抗原隔离[3]。20世纪80年代，Niederkron等[4]使用表达于肿瘤的移植抗原在大鼠进行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Kaplan等的研究结果。另外，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发现了眼前房相关性免疫偏离(anterior chamber-associated immune deviation，ACAID)现象。Niederkron等[4]认为，免疫赦免是一个集解剖、生理和免疫调节于一体的共同过程，包括限制免疫系统识别外来分子、使免疫反应的性质偏离避开有害的炎症反应、抑制免疫介导在免疫赦免器官中的炎症表达。
　　人体体内许多部位有不同程度的免疫赦免，如眼、脑、妊娠子宫、胎盘、肝、毛囊、软骨、睾丸、前列腺等。从表面上看，免疫赦免是一个免疫“盲点”，会增加炎症的风险，似乎对机体有害。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免疫赦免是主动调节、引导免疫反应的过程，可使重要器官和组织免受免疫介导的炎症，以维持重要组织的功能。免疫赦免在脑、眼及妊娠子宫中尤为重要，本文就这3个部位的免疫赦免机制进行综述。